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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纯曾经发布过诏令,国丧三年。
然而“三年之丧”
的期限不是整三年,或者说整整三十六个月,而是首尾三年,即跨越三年。
这才有了《礼记·三年问》所说的,“三年之丧,二十五月而毕。”
国丧是礼法,李纯也是守孝之人,但是守孝和礼法之外,李纯还是一个野心已经被彻底激发,充满了激进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皇帝。
国丧确实符合礼法,确实符合孝道,但是对于民生,对于百姓的生计,损害却着实不小。
对于急需让大唐恢复体力的李纯来说,国丧是让自己获得法理和孝道上获得认可,但是却不代表李纯会把丧期发挥到极限。
太上皇李诵驾崩于元和五年的八月,根据李纯的诏令,元和七年二月,太上皇的丧期就已经结束,婚嫁宴饮,欢庆娱乐就可以可以重新开始。
然而,国丧确实结束了,但是后面的发展却和普通人预期有所不同。
按道理,国丧结束,酒可以照喝,歌可以照唱,舞可以照跳,但是从长安到关中,从关中到岭南,从岭南到辽东,胡姬的舞蹈、歌姬的歌谣、勋贵的宴饮都无法冲刷掉那种弥漫在整个大唐的忧伤和惆怅。
国丧确实结束了,但是整个大唐依旧沉浸在那种说不出的压抑之中。
似乎,所有人的都在等着什么,
似乎,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什么,
直到中秋佳节,当那支在大唐百姓中无敌的大军再次踏上了朱雀大街。
先是中秋佳节那场规模超过十万,规模空前绝后的盛大阅兵式,
再是阔别长安二十多年的燕国大长公主重返长安,
再之后,一封浩浩汤汤的讨吐蕃檄文,
最后,则是一场盛大而隆重的长缨军西征和郭戎登坛拜将的仪式。
直到长缨军的将士们迈着坚定的步伐,高唱着“君不见,汉终军……”
西出长安的时候,压抑了整整三年的长安城,似乎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重获了新生的时候,所有人才明白他们压抑着的到底是什么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“举世攻唐”
对于大唐来说,是一场危机。
面对这一场危机,大唐并没有如同阴谋家和野心者所期望的一样崩溃,反而使得大唐在危难之中浴火重生,更加的强大,更加的不可战胜。
更重要的是,扛过了危机,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,这一场危机却成为了各方最大的资历和荣耀。
御驾亲征,为大唐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太上皇,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近乎神明,将已经被严重质疑的李唐皇室重新稳定在了正统的位置,而且不可动摇。
临危不乱,度过危机,御驾亲征,平定河北的皇帝李纯,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威望,皇位稳如泰山。
以郭戎、李愬、裴植为核心的新禁军集团,正面击溃了数以百万计算的入寇者,成为了大唐的中流砥柱。
以制侍重臣、制侍会议为核心领导下的大唐中枢,朝廷,在整个平乱过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,而制侍会议的成员,要么出身投诚后的关陇勋贵,要么出身世家文官集团,再剩下的则是新禁军的成员。
当从文到武,从丘八到皇帝,整个朝廷主流全部成为受益者的时候,关于这场危机的一切自然会被无限度的放大。
虽然原因不同,目的不同,期望不同,但是在“举世攻唐”
之后,皇帝李纯,新禁军集团,旧勋贵集团,世家文官集团,所有的力量却在不约而同的将“举世攻唐”
的一切都展示在了所有唐人的面前。
更是在这些大唐真正权贵的刻意引导之下,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。
那就是“举世攻唐”
同样是一种屈辱,和曾经的“渭水之盟”
,和曾经的“怛罗斯之战”
,和曾经被吐蕃人攻陷长安一样的屈辱。
唐人从来不信奉什么以德报怨,也不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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