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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8章 儒臣与财臣（第2页）

卢世荣借机进一步巩固势力，奏请将六部晋升为二品官阶，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并采纳了撤销行台、改设提刑转运司，使之兼管财务税收的举措。

紧接着，卢世荣创立了一个名为“规措所”

的全新五品机构，挑选的官员都是精明干练的商人。

忽必烈对此不解，卢世荣迅速解释道：“规措所就是专门规划管理财政的部门。”

老皇帝听后，即刻批准建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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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世荣再接再厉，又向忽必烈进言：“天下有才能理财的人士，早年多在阿合马麾下效力，如今这些人却被打入冷宫，岂能因为一人之过而浪费全部人才。

臣想从中选拔部分人才重用，却又担心有人指责我启用罪犯。”

忽必烈细思之下认为卢世荣说得颇有道理，便答复：“只要是可用之才，不妨予以任用。”

就这样，过去曾围绕在阿合马身边的一些人脉关系网成员，经卢世荣提议，逐渐得以重新启用，再度活跃于权力舞台。

卢世荣推行的财政革新措施，在实际操作中犹如一团乱麻，许多设想根本无法落实。

皇太子真金一针见血地表达了异议：“财富并非天赐，如何能年复一年地榨取利润？只怕这样下去，百姓的血汗都将耗尽在这无底洞里。

这不只是祸害民众，卢世荣实际上已成了国家的一大蛀虫！”

曾经力荐卢世荣的桑哥，在得知真金太子这般犀利批判后，顿时感到事态严重，赶忙与卢世荣划清界限，不再与其保持紧密联系。

与此同时，忽必烈对卢世荣的信任一如既往，坚持着“你办事，我安心”

的态度，因而继续他的例行巡游至上都。

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，朝廷实行的是独特的两都制度：每年春暖花开的三月至秋高气爽的九月，忽必烈常驻上都（即开平），而在其余季节则转回大都处理政务。

这一制度借鉴了更早的辽朝皇帝的“五都捺钵”

传统，鉴于蒙古与契丹同属游牧文化，蒙古人将契丹的四季捺钵巡幸体系进行了简化，将其转变为专属的“两都制”

。

后来清朝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，也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均体现了类似的皇家迁移办公的体制。

卢世荣出任中书省要职不过短短数日，便倚仗着皇帝的特别信任，胆大妄为，无视丞相的地位，俨然一副中书省的实际操控者模样。

若有朝臣与他意见相左，哪怕只是细微分歧，也会被他栽赃为“违抗圣旨”

，进而遭到无情杀害。

如此高压之下，朝廷上下人人自危，连丞相安童等人也无法忍受这位汉人官员如此专横跋扈，逾越职权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卢世荣主导的“经济改革”

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，反而弊端重重。

安童等人察觉到改革措施实为无稽之谈，深恐将来会对自身带来牵连，于是他们组织御史们起草了一份奏疏，列举卢世荣的累累罪行：

卢世荣以苛捐杂税榨取民脂民膏，使国家积累了深深的民怨，预计未来民间财力将日益枯竭，天下财力也将随之耗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