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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欢管治的后期,那些自特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贵诸王们,一个个开始腐化,因为大权在掌就为所欲为。
高欢因为不想下狠手惩治他们,怕他们认为自己过河拆桥、御磨杀驴,不再忠诚效忠自己。
所以他一方面高举反贪腐的旗帜,一方面又为这些人求情说情,来收买人心,希望他们继续向自己效忠。
在政局稳定后,面对吏治日渐腐败,高欢便绞尽脑汁地削弱勋贵的权势,找借口将他们降职或调任闲职。
高欢所采取的“策略性反腐”
政策,说白了就是不用蛮力强制性整肃贪腐,而是借力打力,曲折迂回地达到反腐目的。
例如他发现姐夫尉景贪赃枉法,就暗中怂恿东魏御史台对他进行弹劾,然后自己就跑到早已形同傀儡的东魏皇帝面前跪地哭泣,请求宽大处理。
又比如惩办司马子如等人时,他让由儿子高澄操纵的御史台摆出“公事公办”
的架势,自己则事先给勋贵们“打招呼”
,让他们检点言行、不要犯在他这个“不听话的儿子”
手中。
通过这一系列操作,他既达到了反腐目的,又不至于让勋贵们痛恨他。
他之所以要搞这么多名堂,是因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险恶。
高欢当年因一时疏忽导致亲自扶立的皇帝元修逃去关西,被宇文泰杀害,从此背上“逐君”
的恶名,难免被以元魏为正统的人视作“伪政权”
。
而且,当时南方的梁国是梁武帝萧衍在位,很多仍对异族统治耿耿于怀的中原人士,往往会以萧衍为汉族正统,因而对高氏政权三心二意。
高欢作为鲜卑化的汉人,他在鲜卑贵族、汉族世家两边都会吃力不讨好,在如此尴尬的境况下,即便是股肱心腹大臣,也未必对他完全效忠。
如果他不采取相对委婉的反腐手段,一旦操之过急,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众叛亲离的境地。
因此,高欢不得不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勋贵大臣,一开始确实是收到一些效果,被惩治的贪腐官员都有所收敛。
但时间一长,又故态复萌,而且还让这些贪官有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,当高欢在朝会严厉说贪腐问题时,他们就会意识到高欢又要做样子了,于是,他们就稍微配合,停止一段时间。
在高欢瞻前顾后的暧昧姿态下,那些被他“杀鸡儆猴”
的勋贵虽遭受一番处罚,但最终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赦免甚或好言安慰,虎头蛇尾的反腐行动也就不了了之。
高欢的这种反贪政策,久而久之,勋贵们逐渐形成“不贪白不贪”
的思维定式,就算高欢煞费苦心,反腐成效也只能是暂时且有限的。
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高欢父子所信任的反腐机构更多倚重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,其主要目的并不真是反腐,而是防范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起冲突,另一个意图就是令这两个最大的民族团体互相制衡,可以说他们的反腐行动明显“动机不纯,带有政治色彩”
。
在当时东魏都城邺城中,司马子如与高岳、孙腾、高隆之,号称“四贵”
,这些人贪污受贿,横行不法。
其中孙腾是众功臣当中危害最大者。
高欢屡次谴责、劝诫,但他始终不改正,继续我行我素,深受朝野内外的嘲笑和非议。
高欢的下属崔甗[yǎn]字长儒,出身清河崔氏大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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