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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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（第3页）

我一向排斥绵密的自说自语式的絮絮叨叨，也不欣赏原生态的自然主义的生活堆砌。

由于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，他的表达方式也截然不同。

正如托尔斯泰无法用博尔赫斯的方式去叙述，卡夫卡也无法写出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的巨着，但是，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都是世界级的大师。

既然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，就只能随其自然了，过分地强迫自己，往往适得其反。

当我进入写作状态，才第一次感到了，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，将是对自己的知识、思想、修养和人格的挑战。

过去也曾知道，一个作家的人格修炼，精神资源的深与浅，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高低。

但是，知道归知道，因为切身的体验不深，总也不以为然。

直到现在，我才深切地感到了我的知识资源、思想资源、精神资源的贫乏和不足。

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，一部作品的成败，与一个作家的自身修炼将有着多么重要的关系。

写作到了一定的阶段，仅有热情、生活、技巧和灵气是不够的，思想便成了决定性的关键。

思想于小说，犹如灯之光，火之焰，珠宝之气，金银之泽。

有了它，就有了神韵。

如何更加准确的把握人物的命运，真正概括出西部农民的真实，极大的发掘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含量，这使我时常出现的困惑，这也正是我要逾越的高峰。

这其间，我有幸查看了雷达先生的《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——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》和《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》。

雷达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评论家，他写的评论文章，我凡能搜集到的都要找来认真地看，每看必受益。

这次亦然。

先生的论述，犹如洪钟大吕，对我的创作启发相当大，他站在人类抒写的高度，俯瞰当前的写作姿态，所指出的症结正是我创作中遇到的困惑，悉心揣摩，我的思绪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似乎慢慢地从困惑中走了出来，最终逾越了一个个障碍。

当我的小说快要完成的时候，我从媒体上看到了两则新闻，对我的触动很大。

一则是一列从新疆开过来的铁路客车被沙尘暴困在嘉峪关数个小时，飞沙将厚厚的玻璃窗打成了碎片。

二是“武威放水救民勤”

。

前者让我震惊，后者让我温暖。

生态的恶化的确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，大自然已经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，如果我们不珍惜，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。

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爱护它，就是爱护我们自己。

生态的恶化，与水有着很大的关联，民勤与武威，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水事件，虽也有吵闹，甚至也有过械斗，但是，这种争斗，说到底，只是一种兄弟式的争斗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兄弟毕竟是兄弟，他们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，这其实也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走向和谐。

如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改变人与人的关系，这已经成了全球化的问题。

这些问题正是我的小说想要关注的。

更重要的，还想写出人的一种精神，以及这种精神的传承。

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，才使他们在非常严酷的生活环境中生存得有滋有味，也正有了这种精神的继承与扬弃，才会一代比一代强。

中国农村历来是政治和改革的前沿阵地，在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中，农村经历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，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农民富裕，农业发展的新路子。

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不能忽视的。

一部长篇小说的承载毕竟是有限的，能否准确地把握与驾驭，能否高度的概括和提升，说到底还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能力问题，我知道我还不够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也只能如此。

有人问球王贝利，你最好的球是哪一个？贝利说，是下一个。

可我，没有那种自信心，只能说是这一个。

我一直对关心我创作的领导、师长、朋友和读者心存感激，是他们，给了我创作的自由，也给了我创作的热情。

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，把这部作品定为全省的重点文艺项目，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，消化了我几年的差旅费。

在此，我一并深表谢意，虽然是轻描淡写地一笔，我的心却是真诚的。

二oo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于珠海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