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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瞎眼的奶奶打靶都比你们准。
你们八个加起来。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浪费人生打电话给你。
——我也不知道,因为你说个没完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住在这儿。
——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电话费呢?告诉我。
——这个嘛,朋友,我也不知道哎。
——什么?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?你他血逼的在跟谁说话,小——
——小?你肯定是脱了裤子正在往下看吧。
我挂断电话。
虽然所有人里只有你没念过顶级中学和外国大学,但懂道理的也只有你一个,这种事情真是不能多想。
我真的很想教一教这个满嘴土话的无知叙利亚白痴。
许多男女将歌手视为先知就已经够糟糕了,但杀死他只会让他变成烈士。
按照现在的做法,全世界都会知道,先知只是一介凡人,和任何人一样,吃了枪子也会受伤,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人一样,连他也不安全。
我开枪打倒了神坛上的他,他一跤跌落凡尘。
不过我没有向彼得·纳萨尔说这些。
你必须看穿这个人,看穿他表面上的皮肤,就会知道彼得·纳萨尔尽管是白人(他不敢去海滩,因为晒黑也是黑),但无知得像个文盲黑鬼。
不过最近至少他会叫我“朋友”
了。
我得问问我女人,我什么时候才会变成能在梅菲尔饭店喝酒的白人。
操他血逼的,一个人气得我说粗话的时候尤其可憎。
只有无知的蠢货才骂人。
那天晚上大爱医生也打电话给我,我对他说,我从1966年就不停向别人证明这个证明那个,现在我受够了,要是麦德林真觉得这是预科学校,非得一场一场测试下去,那他们就继续用巴哈马的那帮屁眼小子吧。
但就在这时候,用拉斯塔的话来说:另一个道理砸在我脑袋上。
假如歌手真的成为烈士,无疑会变成一个大问题,但那是他们的问题,并不是我的问题。
彼得·纳萨尔会忙着自欺欺人,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传奇人物,因此就不会有时间用屁话来烦我了,因为实话实说,他和我都知道,我早就过了政客说跳我问多高的时候。
现在政客说跳,我女人会说他这会儿没法听电话,不如你留个言吧。
说到蠢,你朝一个人的脑袋开枪,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他难道不会报复吗?连罗爸爸都没那么蠢。
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大脑琢磨这个新道理。
1976年12月8日,新闻出来了,他和其他人都活了下来。
医院里和他身边的巴比伦太多,那次我带上了托尼·帕瓦罗蒂,因为哭包不具备这种场合需要的技能。
医生在急诊室救治他,然后送他回家。
只有经纪人还在医院里,干掉他也没有任何意义。
于是我和帕瓦罗蒂开车去希望路56号,以为会看见警察。
假如你需要的只是一枪,那么警察再多也没有用处。
另外,我打个电话,他们不到六十秒就会走掉。
但56号已经仿佛鬼城。
车道空荡荡的,所有窗口都黑着灯。
连一个警察都没有。
我哈哈一笑,帕瓦罗蒂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提问。
另一方面,彼得·纳萨尔犯蠢犯得像在演一个人能犯多少错的电视节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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