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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家很好,是典型的农村,民风淳朴,风景怡人。
但如果当时我腿上没有伤就好了,因为老家的医疗水平很低。
我体寒,冬天脚边不放暖水袋的话,会彻夜冷得睡不着觉。
年前的某天我不小心睡得太沉,第二天一早醒来,腿上就多了一块骇人的烫伤。
这种暖水袋造成的低温烫伤很难治,我本来应该留在城市里,在大医院处理伤口的。
被赶回老家之后,我只能求助于当地的乡镇医院。
医生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,用组织剪直接剪下了我腿上化脓后增生的肉芽组织。
我当时攥着手里的换药单据,咬着牙硬是忍住了,没吭声也没掉眼泪。
爷爷还在旁边担忧地看着,我不想让他多心。
每一剪下去都会伴随皮肉分离的声音,痛觉迅速蔓延扩大,最后变得麻木,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了。
痛到最后,我恍惚地想:“安其姝,这是我为喜欢你这件事而付出的代价,我心甘情愿。”
后来那伤口迁延不愈,尽管我开学返校之后,在本院又做了两次手术。
医药费倒是不必担心,只要我开口,我爸就会给钱。
我没有告诉他的是,手术时从我伤口里取出了一块不明组织,是在乡镇医院敷的药导致的细胞增殖和异变,再拖下去会有癌变风险。
他没必要知道这些,知道了又要为我掉眼泪,我妈就又会想刀了我。
回到学校让我感到快乐,虽然跛着一条腿,但我又能经常见到安学姐了。
她很照顾我,听说我受伤后行动不便,经常帮我带饭——她自己平常忙于科研,吃饭时间很不规律,是为了我硬生生改成到点吃饭的。
她却说自己只是顺路帮我带一下而已。
后来她几经辗转,带我去找了一位老专家——一位在急诊换药室工作的老护士,甚至并不是什么烧伤科或者整形外的医生。
但这位老护士非常厉害,看过我腿上伤口之后,只说了一句:“放心,能治。”
她当时在我旁边,几不可闻地松了一口气。
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,随着伤口的好转,心情也自然疏朗起来,开始跃跃欲试要打球。
她闻言没有反对,二话不说带我一起杀向球场。
半年后我的腿彻底好了,虽然留下一片难看的伤疤。
我悄悄地想:“安其姝,这是我为喜欢你这件事而留下的烙印,我甘之如饴。”
相遇
我认识安其姝是个巧合。
按照我们学校的教学安排,我们从大一开始在校医院早见习,大三开始在附属医院见习。
大三的时候,我见习轮转到耳鼻喉科,带教老师是范教授,擅长做耳鼻喉头颈肿瘤。
他的妻子是药学院的凃老师,平时日常工作是讲课和带组做研究。
于是在范教授的引荐下,我和同一见习小组的冯慧同学认识了凃老师,她教我们怎么用生信数据库筛选分析致病基因,还教我们基本的科研绘图和论文写作。
于是我和冯慧在凃老师手中接过一个课题,经常在教学楼一楼的公共区域边分析数据边讨论。
那天,我们在教学楼分析数据库,目标是得出某个致癌基因在头面部肿瘤中的患者生存率和预后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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